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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黄河上游的轮船试航
发布时间:2024/01/09 来源:卧式生物质蒸汽锅炉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科学观念、技术等传入中国,各行各业或主动或被动地逐步走上近代化道路。传统时代,黄河上游航运以皮筏、帆船和木船为主要运输工具。但晚清以降,这些运输工具已经没办法满足航运业逐步发展的需要。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寄希望于引进先进的运输工具——轮船,来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清末民初先后出现了几次在黄河上游进行的轮船试航试验。

  黄河上中游航运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禹贡》中有“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的记载,说的是雍州贡赋的贡道。积石为今甘肃临夏西北的积石山,处于黄河刘家峡一带。龙门、西河皆位于今山陕峡谷黄河两岸,是为黄河中游。渭汭指的是渭水以北的泾、漆、沮河,是为黄河中游的支流。此后,唐、金、元时期黄河上中游也有航运,但多为军事性质的运输。直至清代,其商业性航运业才逐渐兴起,一度非常发达,晚清民国时期达到巅峰。

  晚清以来,由于海内外贸易的发展,西北地区的土产开始大量由黄河东运,运输规模日益增加。河湟一带运输以兰州为转运中心,沿湟水、黄河所运货物皆汇集于此,其中以粮食、清油为大宗。民国18年(1929年),由西宁沿湟水运入兰州的小麦达5800石,清油17万公斤;民国20年(1931年),运抵小麦7800石,清油18万公斤;民国21年(1932年),运达小麦2000石,清油13万公斤。另外,由互助县运往兰州的清油6万担(1担合50公斤,计300万公斤)。宁夏(银川)码头也非常繁荣,其输出所有上游地区、宁夏及阿拉善的皮毛、药材、红盐等各种货物,输入由包头运来之煤油、糖、茶、布匹、杂货等。宁夏码头货物吞吐量较大,每年仅输出皮毛、甘草就达数千吨。河套地区的包头在1923年平绥铁路开通后,也成为绥远地区的水路要埠。如此发达的运输给黄河上游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一些因素限制了航运业逐步扩大,运输工具就是这里面之一。

  黄河上游的航运工具历来以皮筏、帆船和木船为主,动力只能依靠水力或风力,因此顺流而下运输方便,但逆流而上运输却很困难。船只逆行若有风可扬帆前行,无风时就只能由纤夫拉纤行进,速度快慢取决于水流速度,故逆行通常要花费更多时间。例如,宁夏包头间的运输,顺流而下仅需七八天,逆流而上则需要一个多月。逆行困难还表现在下行处和上行处船只价格上,“以七站船为例,在宁夏购置需百余元,至包头降至70~80元,抵河曲则40~50元都无人过问”。此外,由于黄河河道曲折、暗礁不易察觉等因素,船身太轻的皮筏和吃水过浅的帆船,时常发生倾翻。传统运输工具的局限性严重限制了黄河上游航运的发展,因此一些有识之士将眼光瞄准了从西方传入的机动轮船,认为其能克服这些困难。

  宣统三年(1911年),陕甘总督升允聘请比利时人罗比尔吉设计制造“飞龙”号轮船。船成之后,从托克托县河口镇向上游逆行试航,至甘肃靖远五佛寺,航程1200千米。这次试航是黄河航道首次行驶机动轮船,但仅只是试航,后因清朝的覆亡无果而终。

  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提倡实业救国,交通业就是其颇为重视的行业,其在《建国方略》中就列出交通开发专案,并对黄河上游河道做了初步勘察。民国5年(1916年)和民国6年(1917年),有人乘坐小舟或木排对宁夏至河口之间的河道进行了查勘。宣统三年的首次试航和中华民国的两次查勘为民国7年(1918年)的正式试航做好了准备。

  民国7年,航商蔡质夫、陈润生创办甘绥公司,从比利时人林阿德处购得“飞龙”号轮船,再次进行试航。“飞龙”号即宣统三年比利时人所造的机动轮船,此船原属陕甘地方政府,后为比利时人林阿德所有。这里的林阿德和先前造船的比利时人罗比尔吉应不是同一个人,但为何最终成为林阿德的私产,因资料的缺失我们无从知晓。

  黄河上游河道适合帆船行驶的河段在中卫以下,中卫以上峡深水急,历来以皮筏运输为主,因此轮船的试航也只能在中卫以下河段。民国7年7月29日早8点,“飞龙”号轮船自宁夏横城开往下游河口,于8月2日早抵达清水堡。之后在石嘴山加雇水手,并购办木材,停泊两日。又于5日出发,13日到达包头,其间且行且停,多次靠岸添煤,最终在16日中午12点抵达终点河口,用时16天。此后又往返一次。这次试航证明宁夏至河口间的黄河完全适合轮船航行,至少在夏季汛期可行。

  开发黄河上游航运的目的是商运,此次试航目的显然并未达到。民国8年(1919年),甘绥公司因亏损而停业,“飞龙”号轮船也被拆毁。

  造成亏损的原因有三。首先,行船是为载人载货,而“飞龙”轮船船身“长六丈,宽一丈四尺”,“除特别舱两间外,几无隙地”,船身的大小限制了轮船的载人载货量。其次,“飞龙”轮船需烧煤驱动,在试航时曾沿途多次停靠添煤,行船时长和成本大幅度提升。再次,“飞龙”轮船全身钢造,分量重,吃水深,而船上“锅炉小,汽力有限,难开快车,且亦不便拖船”,导致上行不易,至石嘴山三道坎时,需由多人拉纤而上,大幅度提升了行船的成本。因此,从商业性上说,此次试航是一次赔本的买卖。

  甘绥公司停业的同年,又有人尝试轮船试航。民国8年,时任甘肃省长的张广建与绥远都统马福祥在包头合办轮船公司,将从上海购买组装的两艘浅水汽轮下水试航。

  两艘汽船名为“探源”和“泛斗”,船长18.67米,60马力,由汽油驱动。官舱可载4人,客舱20人。试航路线由包头至石嘴子,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之后继续上行至石嘴山,并且安全返回,用时8日。但这次试航依旧无果而终,民国9年(1920年),公司停办,汽船也弃置包头。

  从以上几次试航来看,黄河上游试行轮船似乎总是遭遇有始无终的命运。究其原因:一方面,船只马力不足、吃水太深或航行成本过高等都使黄河上游的轮船航运无法大规模铺开;另一方面,几次试航都是发起者一时兴起,且缺少足够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一旦条件无法支撑就立即放弃。归根到底,还是当时混乱动荡的政治时局和社会环境所致。这几次试航恰逢改朝换代的大变革时期,地方上各方势力相互竞争、彼此倾轧。而黄河行驶轮船因黄河河道本身的复杂性,需要长期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充足的试航经费支持,显然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但“飞龙”号等轮船的试航并非一无是处,至少证明了轮船可以在黄河上游航行。

  清末民初的轮船试航是黄河上游运输工具近代化的肇端,也是近代中国人为自救振兴实业而进行的大胆尝试,对后来者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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